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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家之死》| 能够毁掉作家的人,才能做批评家?

可以文化 KEY可以文化 2022-04-16

“能够毁掉作家的人,才能做批评家。”


这句让人惊诧的论断出自《批评家之死》中的主角之一安德烈·埃尔-柯尼希的原型,德国“文学教皇”、大批评家马塞尔·莱希-兰尼斯基之口,且是被他奉为圭臬的人生座右铭。


2002年,马丁·瓦尔泽写出了这部针锋相对的《批评家之死》,讽刺的矛头直指兰尼斯基。

这是德国文坛泰斗马丁·瓦尔泽创作的一部充满哲人智慧、具有高度启蒙性的妙趣横生的讽刺杰作,以德国当代文坛和电视媒体时代的文化霸权为揭露和讽刺的对象,映照出的却是人类普遍意义上的道德困境和内心迷局。


广受追捧的文学批评家安德烈·埃尔-柯尼希离奇死亡。作家汉斯·拉赫不久前为其小说新作被埃尔-柯尼希大加贬损而向批评家当面发出了威胁,因此被认定嫌疑重大而遭逮捕。


汉斯·拉赫的朋友,学者米夏埃尔·兰多尔夫坚信其无罪,就此展开单方面的调查,先后遭遇各色人物:警察、作家、学者、出版家等等。他与他们逐一交锋和对话,一幅德国当代文坛的写真图景也由此逐渐显现出来。随着调查深入,事件的样貌被不断修改和重塑,人心陷入言语的迷宫,悬念迭生,真相却依旧隐藏在重重迷雾之中……


德国《焦点周刊》曾评价称:“马丁·瓦尔泽这部针砭文坛内幕的讽刺作品写得妙语连珠,逸闻趣事信手拈来……瓦尔泽从未写过如此优秀、如此泼辣的篇章。



以下引文节选自《批评家之死》


出事的时候我在阿姆斯特丹。我被约斯特·李特曼邀请去看他的收藏。约斯特•李特曼收集神秘主义、卡巴拉、炼金术、以及玫瑰十字会的手稿,数量之大,在我所知道的私人收藏家中间还找不出第二个。


我住在安博萨德酒店,每次去阿姆斯特丹我都住这里,我是边吃早餐边看《新鹿特丹报》——我在阿姆斯特丹总是读这份报纸——的时候得知汉斯·拉赫被捕的消息的。报上说是谋杀嫌疑。尽管我在国外总把读当地报纸当作一种消遣,我还是赶紧去买了一份《法兰克福汇报》。



报道说,安德烈·埃尔-柯尼希在他主办的家喻户晓、广受欢迎的电视娱乐节目《门诊时间》中抨击了汉斯·拉赫的新作《没长脚趾甲的女孩》。节目结束后,这位批评家一如既往地来到他的出版商路德维希·皮尔格里姆的别墅,这幢别墅位于慕尼黑的伯根豪森,受到抨击的作家在此对他进行了大肆辱骂。每播放一期《门诊时间》,埃尔-柯尼希的出版商都要在别墅里搞这么一个聚会,至于说汉斯·拉赫是如何混进去的,这还是个谜。


别墅聚会的客人名单上并没有汉斯·拉赫,按照惯例,一个刚刚“轮上”埃尔-柯尼希的《门诊时间》的作家是不会受到邀请的。虽说汉斯·拉赫本人也在皮尔格里姆出版社出书,但依照出版社的规矩,他在那一天没有资格到场。很明显,汉斯·拉赫想立刻对安德烈·埃尔-柯尼希报以拳脚。据说,在两个男仆把他架出去的时候,他喊道:忍气吞声的时候过去了。埃尔-柯尼希先生等着瞧吧。反击从今夜零点开始。


参加晚会的客人恰恰都是和文学、媒体、以及政治打交道的人,对于拉赫这句话,他们不啻感到诧异,他们简直深感震惊和厌恶,毕竟谁都知道安德烈·埃尔-柯尼希的父辈中有犹太人,其中几个还是种族大屠杀的牺牲品。


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埃尔-柯尼希的美洲豹汽车仍然停放在出版商的别墅前面,汽车的散热器上面扔着他的黄色羊绒套头毛衣,这毛衣大家都很熟悉,因为他在电视上总是将这毛衣挽起来搭在双肩。安德烈·埃尔-柯尼希本人却是无影无踪。那天夜里几乎下了半米深的雪。慕尼黑陷入一片白色混沌。于是,第二天汉斯·拉赫有了谋杀嫌疑。既然他拿不出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也不想回答任何的问题,他很快就被收押。根据有关方面的鉴定,他处于惊魂未定的状态。


读着上述报道,我呼吸都有点困难。但我知道这不是汉斯·拉赫干的。如果你用心观察过一个人,你就会有这种直觉。虽说我不太清楚他是否是我的朋友,可是我在读报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除了你,他没有别的朋友。


我马上给约斯特·李特曼打电话,告诉他我得马上回慕尼黑。我本想给他解释我必须马上回家的原因,突然又发现这话还不好说。我只好对他讲:一个朋友陷入了困境。要想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思,有时候似乎还得像外国人那样遣词造句。


我匆匆上路,到了站台才想起看看落下什么东西给没有。我发现身份证不见了。总台向我要过身份证,我因为走得太急,忘了要回来。我给他们打了电话。很快就有一个亚洲人模样的小伙子把东西送了过来。我没有错过自己选中的那班火车。可是,火车走了一个钟头便停了下来,停在空旷的荷兰大地。我们没得到任何解释。等到几个乘客嚷嚷起来之后,列车广播里才通知说:Deze trein is afgehaakt(荷兰语:本次列车取消)。我们不得不下来等救援列车。



对于我来说,这一切都和汉斯·拉赫、安德烈·埃尔-柯尼希、以及慕尼黑的伯根豪森扯上了关系。我需要一个冷静思索的机会,想想自己是否应该、是否必须、是否可以如此仓促地赶回慕尼黑。我的想法很单纯。可是,当你脑子里开始计算、盘算、掂量的时候,反对的声音就冒出来了。


汉斯·拉赫和我真是朋友吗?名气很大、几乎成为明星的汉斯·拉赫,和仅仅在专业圈子里游荡的米夏埃尔·兰多尔夫算得上朋友吗?我跟他成为朋友,也许仅仅因为我们住得很近,走路不到五分钟就可以串门?他住勃克林大街,我住马尔森大街,就是说,我们住在风景如画的格恩地区的画家村。我们住在这个地方比较合适,伯根豪森不是我们呆的地方,汉斯·拉赫这么说过。


他显然比我年轻许多,看事情也比我乐观。我们俩都曾面带愧色地向对方承认,如果不是因为同住格恩区,我们俩成不了朋友。他成天沉湎于五彩斑斓的写作生活,从包罗万象的长篇小说写到一气呵成的时事评论,我则一头扎进群星闪烁的边缘世界,一个由神秘主义、卡巴拉、炼金术构成的世界。


然而,当我们在韦森东克——这是一位对时事也感兴趣的哲学教授——在格伦瓦尔德的别墅里初次见面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没有理由不在告别的时候意味深长地说一声“再见”。我们俩都很吝惜时间。我们称不上什么密友,这也许因为我们处理这种关系非常慎重。而且我比他还慎重。虽说我们在韦森东克的别墅结识不久便直呼对方汉斯、米夏埃尔,但这无非因为我们在国外,尤其是在英美国家走得比较多。他第二次或者第三次跟我说话的时候就叫我米夏埃尔了。根据经验,只有那些对我有好感,或者说那些为人真诚的才这么做。


汉斯·拉赫具有真诚待人的天赋。这我一下就感觉出来了。我和他都不属于这里的核心圈子,这个我们很快就注意到了,而且毫不避讳。既然都住格恩,回家时我们合打一个出租,车费对半分,因为我们谁也不想,或者说不能够让对方请客。我们俩一开始就显得小里小气,我倒觉得挺好。我们在路上也聊到自己受邀请的原因。韦森东克向我问了一些有关卡巴拉的问题,因为《南德意志报》向他约稿,要他评论革舜·肖勒姆的一本书。我当然没好承认韦森东克所说的事情在我心里勾起一丝非常典型的酸溜溜的感觉。对于神秘主义、卡巴拉、炼金术,我可是再熟悉不过了,但是他们不找我,偏偏叫完全热衷于时事的韦森东克写书评。话又说回来,韦森东克在提问之前也说了,他们之所以向他约稿,他之所以答应写这篇书评,完全是因为他和革舜·肖勒姆有私交。


汉斯·拉赫认为,他之所以被邀请,是因为《法兰克福汇报》对他不太客气,甚至公然骂他是民粹主义者。该报一位社长还亲自上阵。那天晚上韦森东克对他进行了长时间地试探,看他是否适合进韦森东克圈子。他还说,我一定注意到韦森东克在提到那个发行人的名字时总要加上“法西斯”这一定语。这个骂人的口头禅明显出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当初把这个词挂在嘴边的那些人,现在虽然明显有了老态,但还是不肯割爱。


尽管我——书写划时代历史巨著的人绝不会在闲聊中消耗夜晚的时光——哪儿也不去,可是累了我也翻翻报纸,所以我照样知道谁和谁一帮,谁和谁作对。


余下的事情西尔伯福克斯教授会在室内乐剧院的休息厅或者在电话上向我通报。正如他自己高高兴兴说的,他和上帝、和人类都是朋友,他也有我的电话号码。他高调地赞扬了我那本论述神秘主义的书。


他的颂扬既见诸报纸,也耳闻于广播。后来他又在室内乐剧院的休息厅里找我聊了起来。他说有句话他真的憋了好久,可既然他已经第四次看见我坐在他前面两排的位子上,他就不得不提醒自己,同时也提醒我:我们属于同一个票区。


一听说我家住格恩,他赶紧提醒我,汉斯·拉赫也住在那里。他接着补充说,他的绰号就归功于汉斯·拉赫。他认为汉斯·拉赫给他起的绰号也可能出现在瓦格纳的《纽伦堡工匠歌手》里面。说到这儿,我只好承认我不知道他的绰号是什么。嗬,他高声惊叹道,真有意思。整个慕尼黑就您一个人不知道。不过我自个儿传播自个儿的绰号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他接着又说,汉斯·拉赫把他西尔伯福克斯教授称为西尔本福克斯,是因为他一次跟人聊天时把汉斯·拉赫前面再前面的一部长篇小说形容为作茧自缚的伟大作品。



在这慕尼黑,不管你在什么地方说句什么话,都会搞得路人皆知。至少文化圈里是如此。哪儿的文化人也不会跟慕尼黑这帮子似的喜欢流言蜚语。


就这样,他在休息厅里对着我滔滔不绝,他的话匣子是在他证明他是哈拉兴的居民、我又表示自己热爱格恩之后打开的。对于一个文学教授,格恩就是汉斯·拉赫的同义词。对于那片可爱的小市民住宅区来说,由于响起了入场的铃声,他加快了说话速度,汉斯·拉赫的名气也可以说太大了点。他早该搬到伯根豪森了,教授继续说。从他的音调和微笑可以判断,他的话带有讽刺意味。教授讲这句话,当然没有影射我没有资格住伯根豪森而只配住在格恩的意思。可是我没法不听出这层意思。


世上没有一个警察会认为我有谋杀嫌疑。但是他们会怀疑汉斯·拉赫,尽管他杀人的可能性跟我一样微乎其微。


当我在报纸上阅读有关汉斯·拉赫的报道时,我没有考虑他是否需要我。我无法想象在慕尼黑、在德国会有许许多多的人来帮助汉斯·拉赫摆脱这一荒唐的怀疑。我没法想象任何事情。我甚至没法想象自己会给人多管闲事的印象。他一定有比我交情更深的朋友,我无非偶然做了他的邻居。


平时我很容易脸皮薄。现在我的脸皮却一点不薄。我必须去。马上去。去慕尼黑。去郊外的施塔德海姆(德国最大的监狱之一,1901年落成)


END

《批评家之死》

[德]马丁·瓦尔泽著,黄燎宇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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